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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过大海

中华上下五千年是一个宏大的四舍五入，类似于知乎月入三千约等于年薪百万。按史记《殷本纪》与出土甲骨文串供的口径，文字信史大约只有三千六百年。考古物史将最早的社群推至约九千年，能被考证的工具精细化和成规模的协作生产，还要再远四五万年。在这十倍于信史的年岁，曾经活过很多人，发生过许多事，有人为编造的信仰，有指引生产的政权，有争夺资源的同类，有国王与贩夫，有勇敢和无畏，有懦弱和鸡贼，有后世史书乐此不疲的最高领袖，超级明星，还有一代代年轻情侣和新生婴儿。我曾异常痴迷史前博物馆，把弄穿越千万年的器物，通过器物意淫这些并无文字记载而又真实发生过的年岁，人们对自己祖先就同亘古宇宙一般无知，人寿短，岁月长，人心善忘，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几乎成了一切历史的收场。

刘慈欣之偶像克拉克在六十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中，用巨大的黑石板作为隐喻，暗示智人大脑皮层神经元勾连积累，在某一时刻突破阈值而觉醒，产生抽象认知，理解想象现实和凭空创造的意义，就同口水书《人类简史》里“认知革命”假想那般，先聪明起来的人靠图腾，靠协作，靠画饼讲故事，像胶水般把族群连结一起，在数万年光景里，围捕猎杀无生殖隔离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直至殆尽，就好比柯基彻底灭掉了哈士奇。那第一个抡起石斧，杀戮同类，开启人类文明的狠角色，我们甚至无从知道他的名字，其肉身可能早随碳循环，沉压作能源，成为公路上一屁发动机尾气。每想至此，瞥见媒体上野心勃勃的政客，想着名垂千秋的那点小九九，都有点近乎滑稽的徒劳。

个人奋斗从来没左右过大的历史进程——第四纪冰期末气候回暖，富有可驯化动植物的中华腹地和新月沃土几乎同时出现农耕文明，历法，文字，度量衡，分工，货币，亚欧两开花。那些没被地理气候眷顾的大陆土著游牧，没能发展出单位土地生产率更高的农业，成为之后数千年被征服者，被打上野蛮和落后的烙印。原始基于利益捆绑的管治模式在农耕文明迅速瓦解，过去“服从大哥指令围捕才有肉吃”，再也解释不了“凭什么我家种的稻要分大哥一份”。更复杂的国家机器建立，人类也第一次面临因个人生产力提高衍生的管治合理性危机。管理者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好的故事，才能维持大系统运行，于是世界不约而同地出现宗教。成千上万的造物主百轲争流，编造，误解，碰撞，融合，被掌权者青睐的三五个支流传播至今。古人本能地相信一个更高级的存在，主宰一切，地上长出粮食，天上掠过流火，皆是神明。政权和宗教交媾，大哥是神权的人间代理，合理性轻易解决，现实利益捆绑则转化为创作空间更大的天堂和彼岸，驯化着世代草民，面朝黄土，心向乐土。

古希腊人是个异类。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他们也诉诸宗教的高墙，但他们的神和人一样，自私，善变，容易犯错，而非全知全能。他们质疑一切，他们相信更具体的人，他们在德尔斐建造神庙，阿波罗神庙入口镌刻的三句箴言之一，却是“认识自己”。这群人硬是凭一己之力，创造了世界最初的哲学，算术，几何，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当然挡不住马其顿的铁蹄，后来又被剽悍的罗马来回摩擦，但一千七百年后，佛罗伦萨有识之士重拾古典理性精神，纷纷献上膝盖，间接开启让西欧鼎盛两百年的工业文明。在人寿的尺度上，历史有时很难说清输赢。

工业搭上科学的车，带飞商业，教堂变成工厂，顾客变成上帝，人们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机械化让一个人吊打过去一个封建庄园的生产力，科学回收宗教对世界真相的解释权，政教的故事渐失合理性，人类面临第二次管治合理性危机。十七世纪英国颁布《权利法案》确立新议会，到一个世纪后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发布《人权宣言》，代议制民主的故事一直讲到今天——人们不再服从神祗，不再服从权威，只是服从自己，权力前面终于带上了公字，选票变成表达自我意志的社会契约，连民主指数常年垫底的朝鲜，政治伦理上，政府也是投出来的。

在新的民主故事里，政权的终极要义从让多数人听话的管治，转变成让多数人满意的服务，哪怕结果差强人意，选票都是所有合力汇集的唯一评分表。在让高晓松自觉内心丑陋的北欧，人们似乎并不忙于民族复兴，人们通过选票来制定或改变需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和政治秩序，政府更像是仅提供治安，消防，医疗，教育和基建等大型公共产品的众筹平台。在更宽广的全球化洪流里，政治和信仰本身又形成巨大的竞争市场，当“爱国”不是必选题，可以相对自由地移民，佛陀耶稣通过各种手段，兜售自己的信仰，就连无神论者，也能被飞天面条教零门槛戏谑地涵盖。而当中只有科学，可以置身事外。太平洋彼岸是否取信韩春雨“NgAgo能内切基因”，不取决于多少政治领袖振臂高呼，也不建基于任何个人喜好和成长所接受的信息，而是实验室里反复地实验与结果。每每政治掺和科学，姿势就显得有点刁钻，首批共和国勋章颁给袁隆平，大象公会对杂交水稻综述式文章《袁隆平神话》，迅速被扑灭，因为质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自然科学之美在于可被证实和证伪。特朗普们可以认为气候变化是谎言，但土地含水量，心血管发病率，以及山火等自然灾害发生率的数据就躺在那里，所有人通过相同的逻辑推导，都能得到唯一确定的结果路径。在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下乡躲避鼠疫的牛顿随手写就拉丁文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二十六岁专利局鉴定员爱因斯坦五篇论文，揭示布朗运动扩散式，光电效应和狭义相对论，狄拉克薛定谔方程，波尔模型，泡利不相容，费米子，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喜欢搞大新闻的费曼，1959年在加州理工一场随意的演讲《在底部还有大量空间（There’s plenty of room at the bottom）》，提出纳米技术和微电机系统设想，构建起如今智能设备里麦克风阵列和所有物理传感器，连同好基友冯诺依曼的现代计算机结构，半世纪过去，还占着全体科技股总市值的半壁江山。提出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只是基于近乎质朴的简单信仰，“它们不违背物理原理”。

社会科学没有简单信仰。虽然也能证实和证伪，但通往结果的路径并非唯一，甚至导向的结果本身也不尽相同。人们长年累月地争论，从李斯特叫板亚当斯密，到哈耶克檄文凯恩斯，最近一次，2016年北大思辨会，林毅夫论战张维迎，个人自由和公权干涉的边界在哪，也即所谓群己权界，摸了四十年石头，终于在经济议题上，可以公开讨论，要不要到桥上走走。当然，政治论述上还得说，过了河是石头的功劳。在这场号称世纪之辩的三小时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站队产业政策的林毅夫和自由市场的张维迎，都只是对前人论述的重复演绎，辩论无胜负。两年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杰出贡献者表彰，厉以宁和林毅夫旗开得胜，吴敬琏和张维迎败走麦城，左转右转，政治又指了方向。

哈耶克从老布什手里得过自由勋章的表彰，但哈耶克应该还是失落的。1944年写就《通往奴役之路》，三十年后获得诺奖，却是不咸不淡的商业周期研究。晚年的哈耶克走上表弟维特根斯坦的老路，开始投身更形而上的哲学研究。主流对计划经济失败的归因是激励机制，“大锅饭调配不起人们的积极性”，似乎有朝一日人民觉悟达到高水平，共产主义仍会来临。哈耶克给了致命一击——市场更像是一个通过价格渠道传递的认知系统，每个市场参与者根据主观信息，分散地作出决策，达致资源有效配置的均衡，任何主观错误，都是他人制造超额利润的机会，此间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信息和资源，推动创新进步。计划经济的失败是因为不可能有全知全能的神，即人类无知，而致命的自负几乎是所有人类犯错的先兆。一个没有形成纠错机制的中心节点，就像一场大型赌博，赢了民族复兴，输了就是几代人翻不过身来的宿命。

电影《黑客帝国》情节设定，人类只存活在人工智能提供信息虚拟的培养液中，这永远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哲学的尽头相遇，薛定谔晚年的《生命是什么》，霍金的《大设计》，以及罗素黑格尔等先哲，世界本源都归结成一种抽象的状态描述，或叫熵，或叫认知，或叫思想，或叫知识，或许语言根本不足以准确表述。人类所有客观的行为和情绪，都是信息的反馈。早上买煎饼果子，是对食物充饥的认知反馈，每天上班下班，是对劳资契约的认知反馈，面对山川湖海的心旷神怡，面对同龄压力的急躁焦虑，皆是环境信息和个体应对的反馈。近代认知心理学的论述，法国勒庞烂大街的《乌合之众》，哥大教授戴维森的“第三者效应”，无数脑神经学家对老鼠蟑螂的电化学反应，不断挑战着所谓自由意志，也许人即信息。由于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教育文理分科，专精数字的远离时政，知晓四九年后历史全貌的不掌握生产力工具。不自由的信息市场又常夹带私货，纠错声音不能迅速补位竞争。权力筛选的自媒体，变成躺在手机的新闻联播。几篇十万加的加工事实，索罗斯又做空港股，韩国政治被财阀把持，乌克兰民主化背锅经济衰退，最近意见领袖好像又盯上了印度。

十几年前曾经目睹深圳街头喊声震天的反日游行队伍，热血沸腾的群众围住一名路过女孩，勒令其脱下身上的和服，女孩哭着说，那是汉服，最后还是让人强行扒了。二十七岁林毅夫丢下多病的母亲、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女儿，怀揣着“想让中国富强”的梦想，讹传中抱着两个篮球，游过大海，从台湾金门泅渡到福建厦门。我时常想起那个女孩，想起群情激愤的众生。那些被国家民族和荣誉仇恨捆绑的人，要怎么游过大海？

用共享单车，用核心价值观，用医疗社保，用学区房，登上一艘望不到彼岸的船，去迎击从未存在过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