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u1992

红领巾闪闪发亮

一两年前，英国公投脱欧，北爱尔兰也想脱英公投，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协定，还扬言退出北约和世贸。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很快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此前加泰罗尼亚曾单方宣布脱离西班牙，与香港不同的是，人们更关心巴塞罗那以后还能不能踢西甲。孤岛似乎并没有连成大陆，反而裂变成更多的孤岛。“小国寡民”的极致，会不会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无政府主义，这可能也是老庄和梭罗的困惑。

几年前我去看一个音乐节，台上乐队极力摇摆，台下男女喧嚣沸腾，一片摇滚盛世，主唱赤裸上身，单手指天，一个个诸如自由精神摇滚的大词喷薄而出，但就是话说不利索，舌头打结，数个不知所云的谓语和助词，通通没连成有逻辑的句子，正当台下声潮渐小，他振臂一吼：“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绞肉机！”台下又再POGO起来。

富二代梭罗在而立之年前后曾尝试远离人群，在瓦尔登湖畔兀自隐居，回归山林，诗和远方。期间写就《瓦尔登湖》，其更广为国人所知，是海子卧轨所带的四本书之一，成为文艺青年们确认眼神的图腾。其实后来梭罗待不到三年就回到人类社会，也许像李诞说的，远方的蚊子多且大。后世推崇梭罗的名人众多，在喜欢梭罗的人当中，穷的大多没活过四十三岁。

梭罗在《瓦尔登湖》终章有点精神胜利地总结道，每个人都踩着特定的鼓点，无论跑得多偏，都由他去吧。所有人似乎都摇曳在理想和现实，个人和群体，孤独和狂欢，出世与入世之间，他们共同律动的巨大噪声，就是时代的一个横切面。所有横切面又盘旋成一个巨大的圆，在每一届总舵手振臂一吼下摇曳前行。往前滚动的时代从不回答，却只对每一个跑偏的鼓点低声絮语道：滚。

跟如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不同，六七十年代美国曾如此“反美国”。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带着吉他和妞，开着大篷车走上街头，他们反越战，反垄断，反物质，反中产，甚至反对抗议本身。记者曾问鲍勃迪伦：“为什么不再写抗议歌曲？”，迪伦一口啐回去：“你随便讲个东西，我都可以拿来抗议。”然后转身给初到纽约的披头士递了四根高级大麻——这帮荒诞不经的垮掉一代给人类文明留下了摇滚乐、后现代文学、波普艺术、半导体、现代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硅谷。那个提着插满芯片和电路板塑料盒子前往亚特兰大参加全美电子展的长发披散之怪大叔，后来把语法错误的“Think different”印遍全球两百多个国家。

今年五四青年节，紧握时代方向盘的总舵手参观北大，与青年学生们分享。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否定，后来通过阅读，十五岁时就独立思考，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这种通过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大手一挥，引领这个国度大海航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飞机，国产芯片，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消费升级，开放二胎，大湾区，一带一路，供给侧去产能，去杠杆，棚改去库存，保汇率，保外储，社保个税改革，指哪打哪。企业家们忙着参加座谈学习文件，每一轮赌对国运的少数人陆续登台，起高楼，宴宾客，西装革履地讲一些人前显贵的场面话。隔壁实验室的校友创办了一家估值十亿美金的高新科技独角兽，成为地方政府的门面担当，看他们融资报表，九成销售是政府非核心采购。对上一次见他本人，身材已经胖出一种官员肥。

那个周末，我去香港仔华人坟场看望了蔡元培先生，前前后后只有几位港中文和台湾飞过来的老教授。在回铜锣湾的小巴上，手机刷出北大校长林建华回应120周年校庆念错稿的热帖，他最后总结说，“焦虑和质疑并不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

二十多年前，何勇在首都体育馆“流行音乐20年”颁奖礼上演唱《姑娘漂亮》，单手指天，振臂一吼，“李素丽，你漂亮吗？”彼时李素丽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开展“向李素丽学习”活动，国摇不久就被及时扑灭了。在此前的1994年，魔岩三杰没拿文化部批文，三十七人用假证件通过罗湖关，在香港红磡举办中国摇滚新势力演唱会。何勇在红磡体育馆唱《姑娘漂亮》，高原在台下拍摄，一张照片里何勇穿着蓝白间条T恤，戴着红色领巾。胶卷定格的瞬间，舞台上灯光璀璨，红领巾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