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因
老板常问，这只股票为何跌。就像文科高考题，总能诌出千八百字。但我确信我不知道，老板也知道我不知道。股票是个巨大的混沌系统，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和事，有着或这或那的预期，发生着或这或那的意外，在或真或假的信息中穿行，最后汇聚成一个个报表上的数字和那拨动买卖摁键的手指及其背后的心智。
阿西莫夫在小说《基地》虚构过一门心理史学，通过统计大规模人类活动，可以预测一个国度乃至星球的经济、资源、人口、科技和兴衰。就像人类用计算机模拟多粒子系统中单粒子的运动，总能精确地描述整个系统的力和热；又如掷出的硬币，若知道质心初速度和介质阻力，正反面会是确定事件。只要测量足够多的变量和变量间关系，宏观的概率分布会坍缩成确然。
晚年的达尔文与儿子通过控制变量法的对比，研究明白植物趋光性是由于光照对茎顶生长素抑制而弯曲生长，并非宗教对太阳神灵的诠释。自然科学建立起一套控制变量和实验的逻辑框架，开始让归因和外推变得如工厂一样流水线化。公元前9世纪《荷马史诗》里就有对飞行的幻想，直到20世纪初莱特兄弟，人类用了近三千年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而人类从第一次飞行到登上月球不过六十余年。因为我们开始掌握飞行的奥义是伯努利方程、雷诺数和牛三律，而非有没有翅膀。我们无从得知普罗米修斯有没有偷下火种，但自然科学思维在短暂两百年是真切地为人类摁下了加速键。
人文科学则无力很多——因为变量实在是太多了。经济学乐此不疲地研究学历和收入的关系，看似直接的线性关系中，参杂着国家、种族、年龄、性别、智商和原生家庭等变量，直逼经济学家们甚至用到同卵双胞胎这种近乎变态的变量控制，仍不敢言之凿凿。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麻省的迪弗洛夫妇和哈佛的克雷默，表彰其在亚非地区利用随机试验研究贫穷的本质。以往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在现成数据上用复杂数学工具剥离变量，试图拨茧抽丝式窥视社会发展规律，而直接在社会层面，对一个抓人眼球的议题，施行大型控制变量法，无疑是值得一纸诺贝尔奖的王炸。
在迪弗洛获诺奖的两年多后，我们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消除了绝对贫穷，而根据彼时香港统计署数据，700万人的香港却有129万贫穷人口。一国两的从来不止制，更多是两套话语系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成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有人以为是打破计划经济桎梏后民营经济活力的大爆发；有人觉得街头运动是因为年轻人对社会流动停滞、房价太高的不满以及外部势力，有人认为只是纯粹对威权体制的不信任；有人分析中美贸易战是因为美国要遏制中国发展，有人觉得源自中国意图重塑国际秩序而不再韬光养晦……所谓立场，不过是一次次大型归因。一来掺和了政治，二来时间确实无法倒流借以窥探到另一种可能，舆论自然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三十年代苏联开始消灭富农，推行农场集体化，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这促使毫无生物学背景的斯大林开始为粮食问题指明方向，与农民李森科提出的“社会主义新生物学”一拍即合。李森科否定孟德尔现代遗传学，称其为“资产主义伪科学”，农科院教授的李森科主义则是“唯一正确理论”，他利用国家机器处决反对的生物学家，凭一己之力让苏联生物学界失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后抄作业的中国同样面对农业复产的困境，伟大领袖则曾把粮食问题归因为麻雀太多，那段全国风风火火打麻雀的时光，自当是同李森科一般，被扫进了历史垃圾。但用六六的话来讲，这历史尘埃就是落在麻雀们头上的一座山。所幸现在的麻雀估摸也不会记得。
李森科主义的闹剧并不囿于苏联——康奈尔博士毕业的李景均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选择归国，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北京农大生物系，屡见李森科主义的疯狂后，连夜带着妻小通过罗湖桥，经香港败走美帝。是这么一个中国人，在五十年代美国卫生院一项癌症药物检验中首次提出双盲实验。半个世纪后的我们，还在一本正经地争论莲花清瘟到底有没有用，正如我们反复争论公私营谁是经济主体，反复争论权力能不能私有，财产能不能公有，反复争论社会姓资还是姓社，制度和人哪个更靠谱，反复争论香港法官判案会不会因为自身国籍……
《基地》里头的数学家哈里谢顿通过心理史学预测出帝国的崩塌。预判并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随之而来的只是“妖言惑众”和被放逐。当然，这也在谢顿的预判之内，预判了预判的预判，谢顿如期被流放，在银河边沿的端点星重新建立并保存了人类的艺术、历史和科学。最后帝国也如期瓦解，颇有一种宿命感，知道也没用。
苏联解体的前夕，罗马尼亚首都的街道挂满国旗政治横幅和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画像。不久前边陲城市蒂米什瓦拉“有人闹事”，齐奥塞斯库在中央广场向10万支持者发表演讲，突然角落有人高呼“打倒齐奥塞斯库”，人浪逐渐骚动，话筒里演讲声音越发虚弱，电视转播旋即切断。首都一夜变换大王旗，社会主义横幅被扯下，齐画像被扔出。广场演讲短短一天后，准备乘坐直升机外逃的齐奥塞斯库被“非法组织”救国阵线卫队抓获，下午就被审判枪毙了。齐年轻时是一穷二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带领国家走向独立，据说他临死前高唱国际歌，并质问押送他的士兵：“我对人民那么好，为什么人民要这样对我。”
初冬的西九龙复办了解除防疫措施后的第一场自由爵士音乐节，说唱歌手MC仁作为压轴，唱了几首Hip-hop，他反复调侃歌词都是十几年前写的，不要联想当下社会时事，因为联想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音乐节的最后MC仁返场了陈冠希原唱他填词的《香港地》，歌词唱到：“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愁或喜，生与死，这是香港地。”
维港的晚风穿堂而过，人群微微地POGO了起来。
